反腐研究：关于“不想腐”的理性思考 -- 人民法制网

（作者戴俭明系中纪委原副部级巡视专员）

我们党领导开展反腐败斗争，一贯重视教育与惩处并重，实行标本兼治、综合治理。党的十八大以后，提出了建立“不敢腐”、“不能腐”“不想腐”的体制和机制，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，是对以往反腐败斗争理论和实践的继承与发展。思想防线是“高线”，它虽然是高，但并非高不可攀。人不是以这样的思想意识就是以那样的思想意识来支配自己的行为。本文拟从这个角度对反腐问题做些思考，旨在使党员干部不搞腐败不只是出于对惩治腐败的畏惧，更重要的是转化为内在的自觉和对自我人格的尊重，从而增强拒腐防变的内生定力，“任尔东西南北风，咬定青山不放松”。

“欲”勿禁纵

廉政行为研究会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，借助于行为科学这一边缘学科，从人们的需要、欲望、动机、行为这几大环节来研究廉政、廉洁方面的问题。

人皆有欲。古人认为，人有七情六欲。七情，是指一般人所具有的七种感情:喜、怒、哀、惧、爱、恶、欲。六欲，是指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这六欲。七情六欲是人类基本的生理要求和心理动态，是人性的基础。

人欲有分。正当的欲望、积极向上的欲望，是人类创造美好与实现梦想的动力;不正当的欲望、消极低俗的欲望，是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阻力。因此，禁止正当的欲望，就是扼杀人性，遏制人们的进取心和创造精神;然而尽管欲望是正当的，如果不择手段予以放纵，那么这些欲望势必会变成极欲、贪欲，定将危及自己，祸害社会。

先说禁欲。也有古人说:“吾独以知七情皆为幻妄，故以返情归性，复守其初，永固其本。”“君子怀德，小人怀土;君子怀刑，小人怀惠。”因而提出“知足常乐”“无欲则刚”一类警语;将商品的价值符号-货币(金钱)，贬之为“铜臭”，斥之为“万恶之源”。更有人说，“私心和欲望是潘多拉的盒子里最可怕的两个魔鬼，不仅需要清明的心念，能看清私心与欲望的诱惑，还需要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毅力”。“人一旦被私欲蒙住了心灵，就沦为欲望的奴隶，最终埋葬自己的灵魂，永远地失去幸福。”这些话，从“两点论”看，有些内容无疑是正确的，但辩证不足，有失偏颇，如果扬弃了本该认可甚至应该激励的欲望需求，与“禁欲主义”就相差无几。

再说纵欲。我国古代自然主义哲学家老子认为，人们在熙熙攘攘利来利往中需践行“重为轻根，静为躁君”。意即:行为狂妄是谓轻躁，恣情纵欲是谓漂浮。轻以重为本，躁以静为主宰。孔子说:“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也;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。贫与贱，是人之所恶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”意思是说，财富和地位，这是人人都向往的，但是如果不是凭正当的方式取得的，君子是不会享有的。贫困和卑贱，这是人人都厌恶的，但如果是由于不应该贫贱而贫贱了，君子是不会摆脱这种境况的。孔子还说到《关雎》这首诗“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”，意即欢乐但不放荡，哀思但没有悲伤。明代哲学家王阳明主张人要“致良知”“知行合一”，对良知本体在良知过程中的无限性保持清醒认识，以防自我膨胀、猖狂与虚无，进而认为，权为天下利害所系，小人窃之以成其恶，君子用之以济其善。美国著名学者威尔·杜兰特。这位《世界文明史》巨著的作者认为东方的文明才是世界文

明的源头和基石，“中国文化乃是世界文明重大成就之一”。面对人类的现实环境，他提出以下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和警惕:“我们为摆脱神学而欢欣，但是我们是否培养出了一种自然的道德伦理--独立于宗教之外的道德规范--其力量足以阻止我们自私、好斗和好色的本性破坏我们的文明，从而避免陷入贪婪、罪恶和淫乱的泥潭之中呢?"

所以，对待人的欲望一定要持两点论。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，理直气壮地为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而奋斗。习近平同志说:“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。”“需要”是不断增长的，“满足”因而也是不断加码的。“知足”只是相对的，“常乐”则不可能。不满是向上的车轮。但是，人的欲望及其实现程度，根本地则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制度性质。作为个体的人，需得经常将自己的欲望理智地加以节制或处理，控制在社会准则乃至党纪国法容许的范围内，做到自警、自省、自律、自重。要顶得住歪理，抗得住诱惑，耐得住寂寞，管得住小节。在这方面，同样需要德法结合。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民活动中，街头巷尾宣传的“自律给你自由”“廉’和'腐’一样的外表，不一样的'心’”，以及“因’失一尺，故而成'囚’”等就很能说明道理。

义利相容

义利关系是基本的社会关系。正确的“义利观”尚需在千年争执后逐步确立。

先说“利”。如前所说，人们的需要和欲望既有物质的，也有精神的，因而就有着利益问题。恩格斯说，人们的一切奋斗，都是为了利益，思想一旦离开利益，就会使自己出丑。我国古代思想家说，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，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”。老百姓以为，无利不起早。而利益，首推物质利益，商品经济的重利性，正好使商品得以充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产生人们内生动力的角色，起着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杠杆作用。

再说“义”。义是什么?《礼记·乐记》说:“义以正之”，“义”指正当的行为原则。“义”是处理个人与社会、自己与他人关系的道德规带:“义”代表着社会公理。讲“义”仍然离不开对利益和利益关系的认识与处理，这是“义”的源头。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空谈主义的道学家。马克思基于经济和历史分析，明确否定抽象的公正概念和道德评价。

“义”与“利”能否统一?是个问题。古人说:“鱼我所欲也，熊掌亦我所欲也，两者不可兼得，舍利而取义者也。”这样把两者割裂开来，对立起来，非此即彼，势必造成不良后果。

孔子说过: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”本义指的是君子明白的是大义，小人懂得的是私利。但是君子也爱财，只是取之有道，懂得私利的也并非都是小人。义和利应当而且可以统一起来，吃苦在前，享乐在后;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;甚至为此杀身成仁，舍生取义。

新中国成立后不久，于1952年2月依法处决了曾是革命干部的刘青山、张子善。事后，毛泽东同志引用了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丞相管仲向齐桓公建议的“礼义廉耻，国之四维;四维不张，国将不国”，教育了几代共产党人。

社会发展到现在，义利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反映与显现出来。当然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，同时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放权、管理、服务作用。如果只是实行无限制的自由市场经济，或者只是实行高度集中的权力经济，这不仅会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，而且使社会变成一个贪污贿赂横行、社会道德败坏的社会。

腐败是权力的腐败，腐败的本质特征是公权私用，就义利观而言，乃是背信弃义。毛泽东同志说过:“一切不贪污、不浪费、忠心耿耿、为党为国的人，就算是有高尚道德的人，应受到党与政府的称赞及奖励。”习近平同志指出，当前我国社会各种利益关系十分复杂，要正确分析矛盾，在对立中把握统一、在统一中把握对立，妥善处理重大关系。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、分析和解决问题，不断补精神之钙、固思想之元、培为政之本。

尚群为公

马克思主义认为，人是社会的人，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，人不能离开社会集体而存在。恩格斯在其《反杜林论》中援引鲁滨逊漂流到一个荒岛的故事，其中说到其尽管索群孤居，还要与“礼拜五”结成互助合作关系。

我们中华民族历来主张尚群，尚群即崇尚群体和群体利益。小到家庭，大到国家、民族，都是群。个体是小我，群体是大我，群就是公。《礼记·礼运》说: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。”天下为公的理想作为中华文明核心的一部分，显得十分辉煌。

作为社会中个体的人，需得有独立的人格，需要自强自立，需得有进取心、同情心、恻隐心，有是非观念、荣辱观念、善恶观念，人不可以无耻。孟子说过，人要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”。人人都要争取“出彩”，在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中又发展了自己的个性，这不是为我主义。

人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既然人不能离开社会集体而存在，那么“我为人人，人人为我”“抱团取暖”就是客观的需求，而不是任意地追求。“一个篱笆三根桩，一个好汉三人帮”“相互补台好戏连台，相互拆台大家垮台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我国传下来的一说“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”，极端地强调为己，显然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危害性。至于西方有人说“人对人是狼”如果对人际关系只是作这样消极的肯定，则更易对社会产生不良后果。孔子强调“先人而后己”“君子贵人而贱己”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以及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已欲达而达人”，都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。这后一句话在杭州的G20峰会上口口相传，受到国际人士的赞誉。

由上述引申到人与集体的关系。首先是人对集体的认识、态度和行为。这就需要对人施以教化和引导，首当树立朴素的集体意识，认知“大河没水小河干，小河有水大河满”的真谛，“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。使老有所终，壮有可用，幼有所长，鳏寡孤独废残者皆有所养……盗窃乱贼而不作”。进而逐步引领世人树立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情怀和人生价值观，将集体意识上升到集体主义思想，将“自在”变“自为”，由“必然”到“自由”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“自由人的联合体”。这其中，大集体、小集体都要在发展的基础上，满足其成员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，尽可能给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、优化环境，使他们“出彩”，提高“颜值”，享有尊严，从而体现他们的人生价值，增强他们的归属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