首届中央监委10位成员以生命践行对党忠诚誓言

首届中央监委10位成员以生命践行对党忠诚誓言

革命到底

　　“五一”期间，武汉市武昌都府堤，闭馆维修近半年的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甫一开放就迎来了参观高峰。

　　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，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。会议的最后一天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机构——中央监察委员会。

　　王荷波、杨匏安、许白昊、张佐臣、蔡以忱、刘峻山、周振声、杨培森、萧石月、阮啸仙，一群平均年龄在三十出头的年轻人，当选为中央监委委员、候补委员。10名同志当年就牺牲了4位，随后几年里又有5名同志牺牲或失踪，只有1名同志目睹了新中国的诞生，无一人叛党。

　　对党忠诚，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。我们党一路走来，经历了无数艰险和磨难，但任何困难都没有压垮我们，任何敌人都没能打倒我们，靠的就是千千万万党员的忠诚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发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，要求全党大力发扬红色传统、传承红色基因，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，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，鼓起迈进新征程、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。

　　“再苦再危险，我们也要革命到底。”杨匏安烈士的话成为首届监委成员的共同人生底色，他们以自己的热血履行了对党组织的铮铮誓言，以革命到底的人生书写了对党的无悔忠诚。

　　忠诚源自信仰——

　　“死可以，变节不行!”

　　毗邻中共五大会址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馆内，王荷波的登记材料、蔡以忱的剑与徽章、阮啸仙制定的“六不准”审计工作纪律……一张张照片、一件件物品述说着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的故事，让人们久久驻足。

　　勇敢无惧、向死而生的他们，胸怀一团火，哪怕前路再多荆棘、再是艰险，也毅然走下去，在苟且偷生与坚守信仰的抉择中，甘愿成为共产主义的殉道者。

　　“请求党组织对我的子女加强革命教育，教育他们千万别走和我相反的道路。”1927年11月，王荷波在就义之前留下唯一的遗愿。这位被赞誉为“品重柱石”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，退回工友的馈赠，推掉商人提供的豪宅，告诫身边人“贪图享乐别当共产党”。“二七惨案”发生后，上级党组织指示王荷波转移。临行前夜，王荷波在浦镇后河上的一只小船里组织召开了党支部会议，嘱咐同志们，永远不要忘记为了什么而入党。

　　“我从参加革命起，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。死可以，变节不行!”1931年7月25日，因叛徒告密，杨匏安再次在上海被捕。在狱中，杨匏安面对国民党高官厚禄的引诱，宁死不屈。蒋介石甚至亲自出马劝降，杨匏安不为所动，把电话都摔了。就义前，杨匏安曾作一首《示难友》：“慷慨登车去，相期一节全。残生无可恋，大敌正当前。知止穷张俭，迟行笑褚渊。从兹分手别，相视莫潸然。”

　　“革命处于低潮，仍要充满对革命胜利的信心。哪怕是最困难时候，仍要与党保持一致。”在革命最低潮时，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后，阮啸仙接受党组织派遣，先后赴莫斯科、天津、内蒙古、辽宁、上海、沈阳等地从事革命工作。1931年前后，因为党在上海的机关遭到敌人破坏，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，贫病交加，一度不省人事，在收到亲友凑来的100元钱后，在第二年初与党中央再次取得联系，找到组织。他坚信，“坚忍卓绝为吾人本色，奋斗牺牲是我辈精神”。

　　“我看党为平民谋事就是好，即使砍我脑袋，我也要参加共产党。”杨培森学唱《国际歌》后，这样告诉张佐臣。1925年，杨培森迎来上海区委派到浦东工作的张佐臣，虽然两人年龄相差二十多岁，却很快成为忘年交。1927年7月1日，在被敌人抓捕关押两天后，杨培森和张佐臣肩并肩走向刑场，临刑时再次高唱《国际歌》。关押的牢房灰暗逼仄，通往刑场的道路狭窄幽深，支撑着他们平静面对死亡的，是对党、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。“起来，饥寒交迫的奴隶!起来，全世界受苦的人!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，要为真理而斗争!”他们坚信，《国际歌》里展现的光明世界，终将到来。

　　这就是信仰的力量。

　　忠诚书写本色——

　　“不准吃馆子或吃公饭，外出审查一律自带干粮”

　　他们因忠诚而永葆廉洁本色。

　　在陈列馆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纪律建设”展区，讲解员讲述了阮啸仙制定“六不准”审计工作纪律的故事。

　　1934年初，阮啸仙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审计委员会主任。面对财务管理混乱、贪污浪费等棘手问题，阮啸仙亲自拟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一部《审计条例(草案)》，还为审计人员公布了“六不准”的工作纪律：不准偏听偏信;不准弄虚作假;不准漏查和做不精确统计;不准徇私用情;不准吃馆子或吃公饭，外出审查一律自带干粮;不准收受被审人员任何物品。

　　在阮啸仙的带领下，审计人员接连对中央直属瑞金县、中央印刷厂、邮政总局、贸易总局、粮食调运总局等单位进行财务审计稽核，查出大量问题，追回多笔贪污款项。仅在瑞金县，就追缴贪污款达6万多元。

　　“为官清廉，一丝不苟”，这是周恩来对杨匏安的评价。

　　“他那时一个月的薪金有300多大洋，足以买田、买地。但他把绝大部分钱都交给党作活动经费，只留下极少的一部分作为家用。因此，我们家里也就不可避免地清贫、困难了，家人都必须去做工贴补家用”，杨匏安的四子杨文伟回忆。

　　中央机关迁离武汉后，杨匏安一直以普通党员身份在上海做地下工作，全家十多口人的生活艰难而充满危险。“父亲白天在党报秘密机关当编辑，晚上写作、译书赚稿费贴补家用。那时出版革命书籍发行困难，稿费很低，他还要经常帮家人推磨做米糍，让祖母和哥哥姐姐们清晨上街叫卖。”杨文伟回忆，当时家里每个人口袋里只装两毛钱，杨匏安还规定这笔钱平时不得动用，在机关暴露或与组织失去联系时才可用于买食物。

　　英勇就义90多年后，许白昊的家人仍珍藏着他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。照片上的他身着长衫，面容清俊。

　　许白昊曾先后担任中共武汉地委、中共湖北区委、湖北全省总工会、中共江苏省委、上海总工会等重要负责人。无论担任何种职务，许白昊都洁身律己，清廉自守。

　　许白昊的父亲因思念儿子，坐船到汉口看望他，临回家前，许白昊塞给父亲一些路费。父亲买好车票时，发现剩下的钱仅仅够买一杯茶水。其实在当时，许白昊已经是湖北全省总工会财政部长，手里掌握着大笔革命活动经费，但他却没有挪用一丝一毫。

　　1927年，组织安排许白昊赴上海工作，临行前他毫不含糊地将工会经费和详细账单一并交给接任者。不久后，听湖北的同志说这笔经费在使用中发生了问题，他心急如焚，马上给中央写信，请求中央清查这笔款项的下落，一定要给全省工人同志一个清楚的交代。在这封信里，“决不能疏忽!”“该款必需清楚保存”“如该款开支账目不明及用途不清不正，需湖北省委负责人绝对负责”等话语斩钉截铁。

　　王荷波、杨匏安、许白昊、阮啸仙，以及许多有名无名的共产党人，在峥嵘岁月里散发着共产党人的风骨、品格与担当。

　　忠诚基因传承——

　　“决当做中国有用之人”

　　武汉市黄陂区蔡家榨街蔡官田村，是蔡以忱儿时读书的地方。走进坐落于这里的蔡以忱陈列室，小皮箱、水壶、佩剑……一件件看似普通的文物，背后隐藏着动人的故事。

　　蔡以忱的后人蔡亚生告诉记者，祖父没有留下什么遗产，只有数件遗物是通过祖母作为“传家宝”传下来的。“父亲将祖父的佩剑和徽章交给我时，我还不懂事，长大后才认识到这把剑的来历极不平凡——它象征着祖父为革命仗剑行天下。”

　　蔡以忱32岁就牺牲了，后辈们对他的印象很少，记忆最深的是他说的一句话，“为人要正直，要为百姓着想，不要找组织的麻烦”。

　　受父辈的影响，蔡以忱的后代也都严于律己，为人正直。上世纪60年代末，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，曾派秘书到武汉看望蔡以忱的二哥蔡襄忱，碰巧遇到蔡以忱的次子蔡光海，便问他有什么困难?蔡光海回答：“没什么困难。”后来，组织上多次询问，每次蔡光海都说：家里人在乡下过得可以，家里没什么困难。

　　“实际上那时很困难。”蔡亚生说，“当年父亲在城里教书，母亲带着孩子在乡下种地，工分很低，家里年年缺粮。但父亲从来不愿意给政府找麻烦。父亲经常说，‘国家这么大，有困难的人太多了，如果我们伸手向组织要这要那，会愧对祖先’。”在父母的教育下，蔡亚生和兄弟姐妹们也都自食其力。蔡亚生工作多年，领导和同事一直不知道他是革命烈士后代，直到2013年武汉市纪委的同志为办展览找他了解情况，大家才知道他是蔡以忱的孙子。

　　“祖父为革命抛家不顾，又是这么廉洁，我们后辈绝不能给他丢脸。”蔡亚生说。

　　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，离王荷波烈士墓不远，寄存着王荷波五弟王凯的骨灰，兄弟俩年龄相差19岁。王凯曾长期从事党中央地下机关的秘密交通工作，新中国成立后，曾担任国务院机要交通局局长。

　　王荷波兄弟五人，四个弟弟中除一人早逝外，其他三个都在他的带领下参加了革命。“大伯父虽然牺牲得早，但他的言行对父亲的影响很大。”王凯的女儿王皓光说：“大伯父牺牲后，父亲也被国民党逮捕，在监狱中关押了十年。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，父亲没有改变自己的信仰。”

　　赵迪是王荷波外孙，父亲曾任电信总局副局长。从小到大，他们兄妹几个没有沾过这个“革命家庭”半点光。有两件小事，赵迪至今记忆深刻。一是父亲从不用公家的车办私事，平时上班都是骑自行车。二是直到家用电话基本普及，家里一直没有安装过电话。父亲说，按规定不能装就不能开这个口子。

　　杨匏安牺牲后，他的家人也都走上了革命道路;许白昊的后人每年清明都诵读家训——“决当做中国有用之人”;张佐臣的遗孤在苏联出生，俄文名叫伊斯克拉，意为“星火燎原”，盼女儿做革命火种;忠于党和人民、无私奉献是杨培森的可贵品质，也已成为杨家的家风;萧石月的革命故事在其家族里广为流传，成为家族的“精神传家宝”;阮啸仙的儿孙谨遵家规，一分一毫都靠自己挣，都以阮啸仙为榜样踏实走好自己的人生路……

　　流逝的岁月沉淀着坚定的信念，忠诚始终是纪检监察干部不变的底色。

　　“我们虽然不再像革命战争年代那样时刻面对鲜血和死亡，但同样需要把忠诚与担当挺在一场场硬仗里。”武汉市纪委监委干部汪旭平这样回忆起2020年。这一年，防疫情、战汛情、促发展，武汉这座英雄的城市一仗接着一仗打，全天候值守、全方位监督，纪检监察干部在大战大考中践行初心使命。(记者 郝思斯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