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人诗语多含人生智慧和参悟，往往是生命经历的写真，品来如清茶芬芳、美酒甘醇。清官诗语多抒发为官为政为人之感，引人感叹，令人警醒之余，也传递出社会“正能量”。
汉武帝时，汲黯新任淮阳太守，当地豪绅纷纷准备厚礼想要登门拜望，汲黯知悉后，亲写诗词张贴告示天下：
太守府门朝南开，
无理有钱莫进来。
自知之明听劝导，
行贿则是小人才。
面对送礼之风，汲黯以这样的方式告知世人，既遏制行贿的风气，也维护自身的廉洁。千年之后，清朝被誉为“天下第一清官”的张伯行，也采用相同的方式维护清廉。他为政清廉有功绩，因而备受康熙皇帝的赏识，在走马到任福建巡抚后，为杜绝送礼者，写了一首《禁止馈送檄》文，张贴在巡抚署衙门外：
一丝一料，我之名节；
一厘一毫，民之膏脂。
宽一分，民受赐不止一分；
取一文，我为人不值一文。
谁云交际之常，廉耻实伤，
倘非不义之财，此物何来？
那些送礼者见此犀利檄文，深知张伯行的为人品行，因此都不敢、不再来自讨没趣。他的这段话既表现出为官者需始终保有为民之心，需在清白为人中提升自身价值和尊严，同时还要敢于向不良社会风气说不，要警醒“交际之常，廉耻实伤”，自觉与之保持距离、划清界线。
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杭州任刺史期间，为官清廉。他离任还乡时，却发现箱内放有取自天竺山的两片玲珑山石，遂作诗悔过：
三年为刺史，饮水复食叶。
惟向天竺山，取得两片石。
此抵有千金，无乃伤清白。
遥望天竺山，白居易的心情像贪污了金子似的沉重，他心想，倘若每个游客都像自己一样随便带走精美的山石，那天竺山的“山将不山”也就为期不远了。在今人看来，白居易的所思所想不免有些“小题大做”，然而却正传递出防微杜渐的思想正能量。
宋代山西阳城知县张之才廉政为民，公私分明，期满离任时，赋诗一首：
一官来此四经春，
不愧苍天不愧民。
神道有灵应信我，
去时犹似到时贫。
“不愧苍天不愧民”一语把官员所深怀的敬畏意识和责任意识展现无遗，而“去时犹似到时贫”，则把无私和清廉表现得入木三分。
明代况钟由京外放苏州知府后，扬善惩恶，建修学堂，大兴水利，放粮赈灾，关心民众疾苦。他任职十年期满赴京时，苏州大小官员和百姓万余人挥泪送别。其《离任》一诗，可谓情真意切：
检点行囊一担轻，
京华望去几多程。
停鞭静忆为官日，
事事堪持天日盟。
人需常思自己的所作所为，事事能经受住考验而不辱使命，就是一种最大的坦荡。
清代陕西蒲城知县蔡信芳本是湖南善化人，为官清正廉洁，颇有政声。离任之日，民众拦道挽留，他心生感触，便赋诗《罢郡》相赠：
罢郡轻舟回江南，
不带秦川一寸棉。
回看群黎终有愧，
长亭一别心默然。
同是清代的画家郑板桥曾任山东潍县知县，他关心民事，官民如鱼水，61岁时不满上司“冷眼”而愤然辞官，百姓夹道送行。两书夹板和一具阮弦，就是郑板桥的全部家产。他在《题竹诗》里写道：
宦海归来两袖空，
逢人卖竹画清风。
还愁口说无凭据，
暗里赃私遍鲁东。
蔡信芳的“有愧”之心当是对百姓如此厚爱之愧，是对未能做到好上加好之愧；而郑板桥的“愁”反映的是对贪腐的鄙恶，是对为官清誉的持守。这两种心态恰是一种难得的谦卑、自省与自警，今人正当修炼此种胸襟与情怀。
东汉官员杨震以清廉自律，他历居高位，“而子孙常蔬食步行”。有人劝他置产业留给子孙，他说：“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，以此遗之，不亦厚乎！”
认为将“清白吏”留给子孙就是最好最厚的产业。在任荆州刺史时，吕邑县令王密半夜送来十斤铜钱币，杨震坚决拒收，王密说：“暮夜无知者。”意思是你收下这十斤铜钱币不会无有知晓。杨震厉声呵斥：“天知，神知，我知，子知，何谓无知？”
王密只得惭愧而出。杨震的“四知”堪称高悬在心头自诫、自律、自正的箴言，它告诫每一个人需慎独慎私，任何时候都不要松懈心灵的防线。
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，无私、清廉、持诚守正是社会所喜纳的良德端行，而自诫、自省、自警、自律也是赢得人民赞誉的好作风。
当前，随着社会转型，品行和作风所带有和传递的能量日见其增，在各人于行为中自觉传递正能量的同时，更需要建立起科学的制度约束和保障，强化民主监督，完善考核评价机制。如此，卑品劣行才能无隙可乘，其产生的负能量才能逐步消除；正道端行才不至于“还愁口说无凭据”，需“神道有灵”才能得到检验和信任。
之于为官者，如能实现从“牧羊人”向“守夜者”和“服务生”的角色转变，实现 “廉政—勤政—善政”的为政跨越，则所传递出的正能量或将百倍于前。（文：致远）
